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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种业工程发展战略研究》种业政策与法规研究报告

作者:盖钧镒

发表时间:2017-12-01

总页数:157

机构:中国工程院

摘要

近年来,随着《种子法》修改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加大育种科研投入,强化市场监管,现代种业加快发展的良好势头开始形成。但是制约我国种业发展的固有顽疾仍然存在,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理顺。 种业知识产权对于保护农业科技成果,提升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农业科技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农业科技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形成了以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商业秘密为主要内容的保护体系,特别是 1997 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日益成熟。从种业知识产权的主体制度来看,应进一步理顺育种者、培育人和品种权人的关系。处理好育种者的权利与农民权的法律关系。农民特权是一项习惯法上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但前提是必须尊重品种权。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民免责问题上的看法正趋于达成一致,限制农民特权成为主流方向。我国是一个小农经营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人多地少、粮食安全问题严峻是实情,所以结合我国的国情,有必要对农民特权予以保障,必要时作一定限定。农民可以通过先用权制度获得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的权利,农民留种权的范围可以涵盖农民交换种子的权利。对农民特权的保护应在农民和品种权人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育种者与行政审批机构的关系也应进一步理顺。 我国植物新品种制度在保护品种权利,激励品种创新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自《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植物新品种申请数量逐年上升。2015、2016 年的年申请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育种者申请品种保护的积极性提高,品种权制度日益受到重视。育种研发投资主体向多元化发展,品种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逐步增强。但也表现出植物新品种申请量高而授权量低,授权时间长,品种权维持年限普遍较短的问题。我国的植物新品种申请程序复杂,采用了官方测试为主的实质审查形式,平均审查时间为 5-6 年,过长的审查时间影响制度实施效果。建议改革植物新品种审查程序,逐步减少官方测试,扩大现场检查和书面审查方式,提高审查效率。我国品种审定和品种保护制度缺乏有机衔接,形成资源浪费。品种保护和品种审定的制度功能不同,但其审查内容存在很大的重合,应将两套制度进行整合,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审查和授权效率,避免重复劳动。我国在加入 UPOV 时,出于对国内植物新品种的保护,选择了保护水平较低的 1978 文本。但是,随着国内种子产业的发展,需要有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做支撑。我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水平偏低,保护力度和强度、保护范围和内容远不能适应当前推动现代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应当拓展现有的品种权权利范围。应考虑对实质性派生品种进行保护,将育种者的权利延伸至由繁殖材料收获的材料,将品种权控制行为由生产、销售扩展至许诺销售、进口、出口、仓储。我国植物新品种的权利人绝大多数是单位,职务育种成果占主导地位,职务育种成果中科研院所和教学单位又占半数以上的比例,此种情形下健全科研机构、育种企业、科研人员的利益分配机制是推动育种成果的市场化的关键。在职务成果中,对新品种培育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称为品种培育人,品种培育人就是科研单位和企业中的科研人员,是这些人的创造性劳动直接推动了新品种的形成。我国新修订的《种子法》赋予了品种培育人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但是法律并没有明确这种权利的性质以及实现的方式,没有建立培育人分享职务育种成果的法律机制。应以《种子法》新增订的条款为基础,明确培育人在职务新品种中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利益。目前创新育种利益分配机制的探索正在进行中。2014 年,由农业部牵头提出的种业科研成果权益比例的试点方案,对于激发科技人员创新活力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值得进一步推广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 在品种审定制度方面,我国新《种子法》保留主要农作物审定制度,在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过程中,存在以下法律问题:一是品种审定的法律规范设计缺乏科学性。品种试验方法采取单一化栽培模式,未考虑品种对环境的个性化要求。品种推广区域的法律规范设计不科学。品种审定区域和行政区划相关,是行政部门干预种子市场的重要表现。种子市场人为行政干预造成市场扭曲。品种审定的技术性法律规范缺乏科学性,主要原因是争取一个审定名额很困难,造成企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二是在新《种子法》条件下仍然存在品种审定演变为品种行政审批等制度性问题。首先,作为种子管理行政机构,种子管理局对种业市场实施全方位行政管理,拥有对种子市场的绝对行政权力;其次,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可以为处级以上干部,行政化色彩较重;行政人员直接干预市场化的新品种审定,在种子市场开放背景下,具有制度滞后性。再次,对品种审定委员会缺乏监督,品种通过审定意味着经济利益,巨大需求与高度权力集中。对品种审定委员会缺乏应有法定监督,审定的门槛作用基本丧失。三是品种审定过程中出现权力寻租现象。品种审定委员会权力大责任小,权与责失衡,是形成品种审定制度性腐败重要渊薮。四是品种审定法律制度未能充分保护农民权益。在新《种子法》条件下,品种审定制度对科研人员的价值引领不正确,科研人员缺失正确研究方向,由于错误价值观取向下的种子科研背离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误导农民种子需求。而品种审定委员会不承担不当审定之法律后果,损害农民种子权益引发重大纠纷,背离为农民服务的基本宗旨。本课题建议从种子工程长远战略出发,把品种审定制度改革为品种登记制度。品种登记制度和品种审定制度相比具有优越性:一是可以解决品种审定委员会权责不分问题,“农民、育种者和经营者共同承担相关风险”,符合种子市场化发展规律。二是在品种登记制度下,企业是责任主体,对试验的真实性负责,主管部门仅作书面审查。建议建立“公司和品种的相关保险制度”。三是品种登记制度方便申请者,简化程序和要求,防止变相审定。四是解决因农作物品种不登记导致的侵权行为。建议设置品种登记制度下的中国种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种子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是独立监管机构,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可以改革种子市场中过多行政干预;改革对种子市场的多头监督管理,作为唯一种子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明确其职权配置,符合法理逻辑,可以推进中国种业工程战略,符合中国种业市场改革实际。

数据来源与获取

关键词

植物新品种权; 品种审定; 植物遗传资源; 繁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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