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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无尽的前沿》诞生75年后,留给我们哪些启示?

樊春良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2020-07-31 09:21:58 阅读量:188

1945年7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万尼瓦尔•布什(Wannevar Bush)的《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endless frontier,简称布什报告)发表,这篇报告是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而写的。在雷达、青霉素以及随后的原子弹在“二战”中决定性作用向世人突显的时刻,这篇报告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美国战后建设的一个核心任务提出,为战后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美国科技政策的蓝图和里程碑。

75年来,《科学:无尽的前沿》成为无数研究、报告、分析、解释和评论的主题,有人甚至把它比作科技政策的《圣经》,它的理念和思想影响着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美国科学界的精神财富和共同语言。每当美国科学技术发展遇到关键的挑战和危机的时候,美国人总是会提起和引用这篇文献,吸取新的思想力量,应对危机和挑战。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20年5月21日,美国两党两院四位议员联合提交《无尽的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提出采取新的措施使美国到本世纪中叶仍然保持世界头号科学技术强国的位置,即是一个例子。可以说,《科学:无尽的前沿》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美国科技政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视角。同时,《科学:无尽的前沿》所论述的问题(科学与国家目标,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基础研究的作用,科学人才的培养,自由探索精神等)具有普遍性,超出了美国国界(布什报告在中国被广泛称为《科学:无尽的前沿》,已经脱去了大部分美国情景,即是一个明证),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科技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布什报告可以从三个层面认识:1. 战略层面: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2. 政策层面:政府在科学技术发展中角色和职责;3. 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具体论述,如基础研究。在75年发展历程中,布什报告的战略性和关键政策思想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具体的一些论述则得到不断修正和更新。

撰文 | 樊春良(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

注:本文首发刊载于《科技中国》杂志2020年7月第7期,原文标题为“没有止境边疆的科学 ——《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75年的历程和影响”,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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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边疆的科学

“边疆” 或 “前沿”(Frontier)是美国人经历中一个核心的内容。美国的发展伴随着一批勇敢的拓荒者对未知疆域的不断开拓, “边疆”在美国的实际发展和思想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美国早期的发展史是边疆不断扩展的历史。在向西部扩展的进程中,殖民者逐渐摆脱了欧洲的影响,形成了美国的特征和生活方式。边疆的推进让美国成为各民族的大熔炉,塑造了美国的社会发展和民主进程。向西部边疆的推进,不仅通过获得自然资源、军事上的安全、新的社会-文化空间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塑造了现代美国的发展,而且赋予 “边疆” 象征的含义。历史学家特纳(F.J.Turner,1862—1932)提出著名的边疆论点(Frontier thesis),认为美国的进步是与边疆联系在一起的,边疆是美国进步的象征,包含地域扩展、文化演进和民主形成,构成一个蕴含丰富想象和意义的隐喻词语,远超 “边疆” 一词客观描述的意义。特纳论点强调边疆在美国传统中的重要意义,成为许多美国人看待美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视角。

边疆思想在 “二战” 期间与科学技术联系到一起。1944年11月,在 “二战” 欧洲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罗斯福总统给时任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局长布什写信(图1),要求就如何把战时的科学技术经验用于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提出建议。在提了四个问题之后,罗斯福总统写到:“需要聪明才智开拓的新边疆正位于我们面前(New frontiers of the mind are before us),如果我们以进行这场战争所用的同样的眼光、勇气和干劲来开创它们,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工作和生活。”

图1 罗斯福总统写给万尼瓦尔•布什的信

8个月后,布什的报告完全响应了罗斯福的要求。布什赋予这份报告一个富有想象力的题目—— 《科学:无尽的前沿》(图2、图3),展现了科学的前景—— 作为 “没有止境的边疆” 的科学将会取代美国西部物理上的边疆,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标准和推动社会变化的新动力:“政府应该鼓励开辟新的边疆,这已成为美国政策的一部分。它为快速船只打开了海域,为开拓者提供了土地。虽然这些边疆或多或少已经消失了,但是科学的边疆仍然存在着。应该使这些新的边疆变得容易接近而由所有的美国公民来发展它,这是和已经创造出合众国伟大形象的美国传统相一致的。” 

图2 万尼瓦尔•布什(1890—1974)

图3《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1945年第一版

布什在这篇报告前面致总统的呈文中回应罗斯福:“我们民族中开创精神仍然是早期蓬勃的。开创者有完成他的任务的工具;科学则为它提供了广阔的尚未开发的内地。这种探索给与整个民族和个人的报酬是极大的。科学的进步是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身体的更加健康、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生活水准以及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这样科学成为美国发展的新边疆,与美国边疆的传统和意义接续,获得正当的合法性,成为推动美国进步的一个动力,成为美国战后战略计划的重要一部分。

科学技术成为美国的新边疆、创造美国的新边疆,成为美国政府支持科学技术的一个常用修辞。肯尼迪总统(1961—1963任职)把空间探索和技术称为美国的新边疆。乔治•布什总统(1989—1993任职)在1992年说道:“在很多方面,对于科学和技术的投资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美国观念—— 创造美好未来的可能性,同心协力,那个美好的未来—— 没有止境的边疆—— 就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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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报告的思想和影响

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一出版,取得了迅速的成功,受到媒体(报刊)广泛的支持和赞扬,超越了党派、地理和意识形态的局限。布什报告提出的计划随后成为战后美国科学政策的基石,达到了一种 “永恒的、抽象的” 质量。

布什报告之所以取得成功,有三个因素:题目抓住了美国人的想象力;直接针对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抗击疾病、就业和国防等)提出公共资金支持科学的理由;提出了联邦政府新的责任。

布什报告基于战时美国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面向刚经历大萧条痛苦和战争中的美国一代人关心的问题说话。这篇报告开头就说 “战争抗击疾病的进步依赖新知识的涌现”,接着举出科学征服疾病的各种例证,证明政府应该增加经费支持医学科学研究。布什还提到科学对就业、对国防的重要意义。这些都是政府和公众关心的问题。概括地说,这篇报告有三个基本假设:1. 新的知识对于保证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是不可少的。 2. 新的知识要靠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基础研究的发展必然会为社会带来广泛的利益。 3. 科学共同体需要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以免受政治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力,保证科学知识的进展。据此,报告提出政府应当承担起新的责任:促进新科学知识的涌现和培养青年科学人才。报告建议,建立一种能保证稳定长期计划、保障维护探索自由的独立的支持机构—— 国家研究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最初的名字),专门支持科学研究工作和高级科学教育。布什把大学作为战后科学政策的中心:“首要的,正是在这些机构(大学)中,科学家可以工作在一个相对免于不利的惯例、偏见和商业需要的压力的环境中。它们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个人思想自由……”

布什报告包含几个重要的思想。1. 科学的社会契约思想:政府提供科学家资金开展基础研究,保证科学家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科学家开展研究,研究的结果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换句话说,政府只要给科学家以钱和适当的自由,就会收获科学研究结果所带来的实际利益。2. 科学研究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这不仅是科学界的传统,也是战争期间OSRD(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经验—— 由民间科学家自主管理。3. 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布什第一次把 “基础研究” 这个词带给政策界和公众,突出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

布什报告提出政府组织和支持科学研究与教育的设想,在当时的美国是一项制度创新。要知道,在 “二战” 前,美国联邦政府并不把支持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责任,它对科学技术的支持都是作为实现政府目标的手段而支持的(如为支持农业发展而支持农业科学技术),并且没有长期性和系统性。在战后,科学界既担心联邦政府的支持是短暂的,又担心联邦政府的资助会伴随着干涉。布什提出的政府支持是一个 “社会契约” 方案:政府资助科学技术,特别是资助基础研究,主要通过对大学的资助,同时保持科学家的探索自由。

虽然布什关于建立单一的支持全国基础研究机构的组织设想并没有成功,但是其观点却取得了胜利。在战后,联邦政府成为科学技术的主要赞助者,并建立专门资助基础研究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与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农业部、国立卫生院形成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多元化机制。联邦政府支持科学技术的经费不断上涨,特别是1957年受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尼克的冲击之后,创立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和国家宇航局,对研究发展(R&D)的支持大幅上升,在1957—1966年间投资达到美国历史上的高峰。科学家不仅有着充足的经费,而且享受高度的探索自由。国防部等部门在大量的资助中,并不干涉,而是鼓励科学家从事自己认为值得做的研究。正像布什提出的,这个科学体系应该与培养新的科技人员结合起来,产生基础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把人才和知识作为副产品(spinning off)传给企业,由市场决定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用途。结果,政府对大学的多元化投资,在尖端电子、空间技术和医药等领域形成了实质性的力量,产生了巨大的科技实力和经济效益。战后联邦政府的支持使美国大学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在 “二战” 之前大学的研究还是第二位的。(图4)

图4 尼克松总统给万尼瓦尔·布什颁发核能先驱奖(1969年11月)

从左至右分别是Glenn Seaborg, 尼克松, 万尼瓦尔·布什, James Conant和Gen. Leslie Groves

在《科学:无尽的前沿》发表55年、NSF 成立50年之时,NSF的管理机构——国家科学委员会(NSB)发表特别报告指出,“《科学:无尽的前沿》并没有打算成为美国科学政策的蓝图。事实上,它的持久影响可以由这样的事实解释:它集中在关键的领域,并且令人信服地向前推进了它。这些思想中最持久的就是后来成为 ‘为科学的政策’(Policy for Science)那类:研究的资助水平、资源、激励和优先设置,为科学与工程发展和使用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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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报告的不足和争议

布什报告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不断引起争议和讨论。首先是对基础研究不考虑实用目的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分离和线性模型观点的争议。1986年,D.Sharpley 和 R.Roy 出版了题为《迷失在边疆: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的偏离》的著作,认为联邦科技政策遵循布什报告,强调自主的基础研究,只是一部分内容,而应用研究、工程学、技术、科学教育以及基础与应用之间的相互联结被忽略了。他们认为,这每一部分都是重要的,应该平等对待。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基础研究不单单是没有指向的,还有有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purposive research)。之后,一些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布什的基础研究观点提出异议、批评和讨论。在对布什观点的批评和讨论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和观点。著名的有克莱因和罗森伯格斯提出的创新链式模型(1986),提出创新是一个发明、设计和生产相互作用的过程,科学只是一个因素;托克斯提出的著名的巴斯德象限(1997),指出在纯基础研究(波尔的工作)和纯应用的研究(爱迪生的工作)之外,还有一类研究是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可以称作巴斯德象限的研究。之所以称作巴斯德象限,是因为巴斯德在生物学上许多前沿性基础工作的动力是为了解决实际难题。根据科学研究的象限模型,必然引申出新的科学政策导向:重视巴斯德象限,即对应用背景引发的基础研究从政策上、项目组织和社会评价上予以重视,建立科学和社会之间新的联系。对布什基础研究观点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2016年哈佛大学教授文卡希·那拉亚那穆提出版了《发明与发现:反思没有止境的边疆》,批评线性模型,提出了发明—发现循环模型。

第二个争议的问题,是科学的社会契约问题。这一问题的争议更多地来自政策界。在冷战前,基础研究在国家安全保护伞下,科学的社会契约享有合法的地位,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基础研究需要重新定向,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政策界开始要求基础科学面向国家目标,解决社会相关的问题。这一过程,被称为科学与社会的契约关系需要重新签订。关于基础研究和国家目标关系引起激烈的、引人瞩目的大讨论,从乔治·布什政府的最后几个月开始,到克林顿政府执政的一年半达到顶峰。在这场争论和讨论中,新的科学政策逐渐成型。1994年白宫发表《国家利益中的科学》,1998年美国国会发表《开启我们的未来——走向新的国家科学政策》。这两份重新考察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形势下的科学政策的关键文件,相互对照,提供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美国科学政策的框架,核心的因素包括:科学为社会服务;保持对研究的投资;增强保持研究体系的活力;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强调公共投资的负责性;与全社会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国际合作。科学与社会的契约关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美国学者 Roger Pielke Jr 2010年在《自然》杂志刊登回顾《科学:无尽的前沿》发表65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单单的言语(指新提出的各种基础研究概念)不能弥合科学家和政治家在追求研究方面的不同利益:政府要求相关性,科学家希望自由。迄今为止,徒劳地寻求与当今需求相关性的言语,既反映了科学政策悬而未决的性质,又加强它。自《科学:无尽的前沿》写成已经有60多年了,研究和政策已经发生转变。我们讨论的框架需要跟上。”

回顾这份报告,布什的论述有着历史情境的考虑,我们不能脱离时代背景理解,如布什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强调基础研究没有特定的用途,是有针对性的。布什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科学家。他显然知道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不可分的,可是为什么他那么强调基础研究?布什的意图是在于加强基础研究。“二战” 之前,美国的基础研究很弱,政府也不支持。事实上,美国战争期间最突出的成就,如原子弹,基本上是基于欧洲人产生的科学原理。在从事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中,大部分是在国外出生和受教育的,或者是在欧洲实验室中学到技艺的。战争的经验使布什认识到战争期间产生的技术奇迹深深依赖于基础研究。通过战争的经验,布什知道,工业界和军队都没有耐心和眼光支持 “纯” 科学的研究,但这两方面都要依靠新的科学知识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和新武器的研制。布什一边看到基础知识和应用知识汇合起来,一方面却相信战争已经耗尽了国家的基础科学,而美国实践文化更倾向于促进科学技术的应用而不是科学知识的创造。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和持续保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而且,布什关于基础研究的论述在很大程度是正确的。著名的科技专家哈维•布鲁克斯提醒美国人,放弃线性模型是个错误,它在一些标准下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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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报告思想的持续影响

布什在1960年《科学:无尽的前沿》第一次重印本前言中这样写道,这项工作代表了一群杰出科学家和其他方面学者的集体努力,他们把自己的特殊经验和知识用来解决战后科学研究发展计划的难题。布什报告的思想反映了科学共同体的共识和精神,反映了科学研究和教育一些本质的特征。

冷战结束之后,20世纪90年代围绕布什报告激烈的讨论和争论,一方面让人们看到布什思想的不足,激励一些新的思想产生;另一方面,布什报告的基本观点得到重新确认。1994年的《国家利益中的科学》报告首先充分地肯定了布什在1945年阐述的科学投资战略思想:科学是一种具有丰厚利润的、无尽的、可持续的资源,“政府应当承担起促进新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培育青年科学家的职责”。历经半个世纪,这句至理名言已得到一次又一次验证。对基础科学的回报是巨大的。“科学确实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边疆…… 科学还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报告指出,科学不仅对布什报告中所指出的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人民健康是重要的,而且对于新的国家利益——环境也是重要的。《国家利益中的科学》指出,科学知识是达到国家目标的必要条件,不过布什报告隐含的线性模型不再有效;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任何一方面的进步取决于其他方面的发展。

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科技界积极响应国家向恐怖主义宣战的号召,迅速投入反恐和保卫国家安全的行动中。同时,美国许多联邦机构和部门纷纷采取关于反恐的科学技术行动措施。一系列新的技术很快研制出来,并用于反恐活动。一时间反恐成为科学的 “最后的边疆”(final frontier)。2002年4月11日,在 “911” 事件发生的半年后,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OSTP)、物理学家马伯格(John H. Marburger III)教授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举行的第27届科技政策讨论年会上发表了题为 “ ‘911’ 之后的科技政策” 的演讲,他指出,科学技术应用于反恐非常重要,但用于降低恐怖袭击危险和后果的手段,大部分已经内在地存在于今天可以利用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中。马伯格指出,虽然反恐包含重要的研发成分,但一般来说这一成分不会成为资助科学的重要的驱动力。他说,科学是以自身强有力的动力前进的,由此产生出解决诸多社会难题的方法,包括反恐。联邦政府对科学的支持必须首先以保持这一动力为指导,其次,抓住它为发现和改进人类条件所创造的机会。马伯格称这是 “ ‘以科学为基础’ 的科技政策”(“science based” science policy),它不同于或许可以称之为 “ ‘以问题为基础’ 的科技政策”(“issues bases” science policy)。科学具有先导性,它会沿着与任何社会目标都没有明显关系的轨道前进,但由它带来的新的技术对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从马伯格这番讲话中再一次听到万尼瓦尔·布什声音的回响。这种声音提醒美国人,越是关键或紧急的时刻,越需要看得更多、看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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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边疆在哪里?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在美国政府中仍然占有很高的地位。小布什政府(2001—2009)虽然因在气候变化方面的退步和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方面的保守,深受科学界和社会的诟病,但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方面则保持强大的投入。也许很多人想不到,小布什政府时期是美国研发投入的第二个高峰期,仅次于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黄金期。奥巴马政府(2009—2017)大为重视科学技术。奥巴马在未正式就职之前,就确定了总统科学顾问人选—— 在气候变化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哈佛大学教授霍尔德伦,这是前所未有的。霍尔德伦在正式就职之前,在美国国会就科学技术政策作见证时,提到万尼瓦尔·布什的名字,说正是 “二战” 时期MIT 的布什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系列建议为美国赢得“二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奥巴马总统的科技政策目标雄心勃勃,他竞选时承诺,在未来10年里把主要科学机构的研究预算翻一番。但实际上,除了第一年2009财年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案》之下,科研经费大幅上涨,其他年份经费并没有得到增加。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和新能源方面推出一些新的计划,加强 “脑计划” 的支持,提出精准医疗计划,在国家层面启动人工智能研发战略。奥巴马政府与科学界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和谐时期。

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当选为美国45任总统。美国科学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朗普政府一改往届政府对科学技术大力支持的立场,力图大幅削减科研经费,冷落政府中的科学家,否认国际科学界公认的气候变化。迟迟不任命总统科学顾问,引起科学界的极大不满,以至于在2017年4月22日,数千名美国科学家在华盛顿冒雨举行 “为科学的游行”(March for Science),打出 “科学使美国伟大” 的标语。经过两年冲突,到2019年,科学界与特朗普的冲突得到缓和。2018年美国推出太空、生物、网络等多项科技计划,2018年12月通过《国家量子倡议法案》,2019年2月启动国家人工智能倡议。让科学界感到高兴的是,2018年8月,经过历史上最长的 OSTP 主任空缺期(从2017年1月开始),特朗普总统提名气象科学家德罗格梅尔(Kelvin Droegemeier)担任 OSTP 主任,并在2019年2月11日,在《美国AI倡议》签署的同一天,德罗格梅尔在副总统彭斯主持下举行正式宣誓就职仪式,正式入职白宫。

2019年2月13日,德罗格梅尔选择在 AAAS 年会作其第一次公开讲演。他讲演的主题是美国科学研究的未来(图5)。他从万尼瓦尔·布什《科学:无尽的前沿》谈起。他说,“我选了一个作为今天演讲主题很明显相关的一个起点:这就是美国在 ‘二战’ 结束前的状况”。当时,罗斯福总统要求他的科学顾问布什回答关于如何把战争中获得的经验应用到和平时期的一系列问题,即总统所说的 “精神的新疆界”。布什博士给出的回应是一篇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精辟简洁的报告。德罗格梅尔称,他喜爱这份报告,喜爱它的原因不是因它是一个战略计划,而是它为美国创建了一个由三项支配性原则组成的战略框架。第一个原则是,科学进步对于发展所有关键领域的新知识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个原则是联邦政府在资助相关基础研究方面应发挥独特的作用;第三原则是,除非真正需要保密的信息,其他信息都应该公开。德罗格梅尔说,正是布什博士帮助设计的框架,使美国取得了迄今为止远远超过“二战”结束时的巨大成功。他用一系列数据说到美国研究事业的发展,赞扬私人企业对研发的投入后来超过了联邦政府。他说:“由私营部门资助的基础研究确实有大幅增长。2015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私营部门为基础研究提供的资金超过了联邦政府。这不是因为联邦政府停止了对基础研究的资助,而是因为美国公司有创造的自由,有投资和探索新想法的自由。” 他强调,这正是从布什的教条中得来的。

图5 总统科学顾问德罗格梅尔谈美国科学技术的新边疆

德罗格梅尔称,美国正在真正进入第二个伟大的英雄时代,正进入新的科学和技术的边疆。他提出了所谓第二个英雄时代的三个支柱:长远规划、伙伴关系和研究环境。

这一番鼓舞士气的讲话,美国科学界有许多年没有听到了。德罗格梅尔满怀信心谈他对未来的设想。然而,美国科学技术虽仍居世界第一,但已出现下滑倾向,不仅投入和产出的份额相对下降,而且在若干关键领域开始落后(如5G通讯),使美国科学界和政府都很焦虑。一些人开始无端地指责中国是不正当竞争,甚至剽窃美国的知识产权。美国政府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竞争对手,设立种种限制措施。

美国科学界继续多年来对美国科学技术事业未来的思考和讨论。2020年2月26日,美国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召开纪念万尼瓦尔•布什《科学:无尽的前沿》发表75周年研讨会—— “没有止境的边境:下一个75年的科学”(图6)。参议员 Chris Van Hollen 作主旨讲演,总统科学顾问德罗格梅尔做了评论。国家科学院院长 Marcia McNutt,医学院院长Victor J. Dzau,工程院院长 John L. Anderson,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 France A. Córdova 以及一些学术界、工商业界和私人基金会的领袖人物参加会议。

图6 “没有止境的边境:下一个75年的科学”研讨会图标

与会者都认为,70多年来,美国在科学创新和研究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布什在1945年的报告中提出的战略设计。但是这一计划的许多方面不再有效,《科学:无尽的前沿》奠定的结构性框架在2020年需要更新。从国内来看,研究资助特别是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正在减少,更窄地集中在短期的效果,联邦机构正在砍掉科学顾问组。国家、研究机构和共同体和公众如何响应这些变化,将决定美国的政治地位。从国际来看,是全球更多竞争者的出现。与会者谈到中国已发展成为美国强大的科技竞争对手,谈到中国一些促进科技发展好的做法,谈到美国科技发展的不足。对于限制美国与中国的合作,许多人感到很纠结:美国应该限制知识转移,还是继续合作?而合作是促进科学知识发展最有效的方式。大多数学者表示都愿意与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进行更多的合作,与会者对来美国留学的国际学生数量的下降表示忧虑。与会者一致认为:美国需要一个长期的联邦科学计划,一个跨越未来许多届政府的计划—— 一个既具有保护性又具有雄心壮志的科学路线图。

2020年5月21日,由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Chuck Schume、共和党参议员 Todd Young、民主党众议员 Ro Khanna、共和党众议员 Mike Gallagher 在参众两院提出《没有止境的边疆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议案(S.3832,H.R.6978),提议在美国国家基金会设立技术学部,赋予它特定的使命和职权,提供1000亿美元用于战略性地推进科技研发,以及100亿美元用于在全国各地建立区域性技术中心,以启动新公司、重振美国制造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推动当地社区的发展。这一法案的目的是努力保持美国科学技术直到21世纪中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在目前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许多重大议题持对立立场的政治环境下,这份两党、两院共同推动的《永无止境的边疆法案》格外引人注目。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美国国内外广泛的关注,2020年6月5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发专文评述议案的影响。

提案者认为,当今美国科学技术的领导地位正在受到侵蚀。原因之一是美国虽然做出了许多具有潜在性的创新,但缺乏关键的公共投资建造美国新技术的实力。提案者认为,如果在基础科学研究、教育和培训、技术转让和创业等方面没有大幅增加投资,没有遍布全国的更广泛的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美国的全球竞争对手赶超美国只是时间问题。无论哪个国家在关键技术方面胜出,比如在人工技智能、量子计算、先进通信和先进制造业领域,都会成为未来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需要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来促进美国的创新,需要通过对新技术的发现、创造和商业化的投资,确保美国在未来工业中的领导地位。《科学》杂志上的文章指出,这一法案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科技的强势发展提出的,可以称这一法案为 “领先于中国法案”(Stay Ahead of China Act)。

《无尽的前沿法案》与布什报告的精神一致:科学技术的领先要靠政府的公共资金大力投入。75年前,万尼瓦尔•布什《科学:无尽的前沿》提出,政府的公共资金要大力支持基础研究,支持科学教育,支持大学。如今,《无尽的前沿法案》提出,政府的公共资金要支持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支持地区技术中心建设。这超出了传统的美国政府资助科学技术发展的理念。

这是迈向新边疆的第一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