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宁波大学教授

2021年4月，在宁波大学与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签订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的会上，我提出了“大学小镇”乡村振兴模式思路框架，这是我在提出“现代农业综合体”10年后，到宁波大学工作4年多后，就如何推动发达地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落地实施的再度思考。

其后，我们以此思路框架为核心申报宁波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专项，并获得了立项支持。这一年多来，“大学小镇”作为宁波大学校党委、东吴镇党委的党建与地方治理、高校事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双融双促的高校助力乡村振兴的新模式，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初见成效。2022年9月，此模式作为教育部第五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得到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同，成为高校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积极推动区域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有效方式，也是宁波大学履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民生的职责，培养了解国情、乡情和民情的青年人才的有效路径。

很多人问我，提出“大学小镇”乡村振兴模式的逻辑思维是什么。其实，大学有大，小镇有小；大学并不大，小镇并不小。

大学有“大”，也有“小”

所谓大学，有大学者、大教授、大学生，也有大项目、大设备、大楼，名头够大，气派够大。大学里的老师大多博学多识，有学者风范。但大学也有“小”的一面。在东吴镇的“大学小镇”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部分参与的老师专业面窄，对乡村的关注点比较单一，更缺乏对乡土社会、基层政务运转、国情农情的全面认识，有的甚至缺乏与基层干部和乡亲的共情能力。一名老师上的课，可能几年都没有太大变化。理论与现实之间，书本与实践之间，缺乏生动有效的连接，缺乏产生质变的最后一跃，我觉得这就是大学的“小”。

总而言之，我们的大学老师，不能自以为“大”，因为在复杂的中国基层现实面前，很多时候我们的视野和格局都还不够大，我们的理解过于偏执。这种格局和视野，不但对自己的研究事业发展不利，更对培养人才不利，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就无法适应复杂多变、不确定性时常发生的社会现实。

小镇有“小”，也有“大”

这里所说的小镇，不是房地产商开发的“农业小镇”，而是指我国最基层的乡镇。之所以对应“大学”称其为“小镇”，首先是在中国政府序列中，乡镇属于最小的行政单元，全国大概有4万多个，绝大部分出了本县，没有多少人知道。其次是乡镇的产业普遍“小”，即使是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其耕地总面积也不大。发达地区的乡镇都在抓工业，但基础不牢。另外，小镇的生活范围“小”、眼界“小”，虽然发展的心情非常迫切，却因为眼界的局限，存在盲目跟风的现象。

但小镇也有“大”的一面。乡镇作为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单元，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就是这根“针”。因此，弄清一个乡镇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政务运转，就可以窥视整个中国基层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政务运转。所以说，小镇并不“小”，折射出的是“大”面貌。

总之，小镇既“小”也“大”，关键在于研究者从哪个角度去看，以及如何去挖掘、去发现，并能够设计出独特的产品，建立适宜的商业模式。

“大”与“小”的相互转换

2022年，全国有4个县级市被国务院重新定位为大城市，其中包括宁波的慈溪市和金华的义乌市。虽然这两个是县级市，但其体量、产值、重要性超过了一些地级城市或省会城市。这就是由“小”县城转换成“大”城市的例子。再举个例子：瑞士的达沃斯小镇，坐落于一条17公里长的山谷内，面积约284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3万。但就是这么一个“小”镇，竟然办成了世界政商云集的达沃斯论坛，还在天津设了一个分论坛。义乌、慈溪“小”，达沃斯“小”，却都办了大事，声名远扬。所以一个地方的“小”或“大”，自在人为，而不在人言。

宁波大学是一所36岁的年轻大学，短时间内不大可能成为如同清华北大一样的大学。但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专业齐全的优势，动员多学科师资力量参与东吴的“大学小镇”模式，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里把东吴镇建设成乡村振兴模板、全国最有标志意义的小镇之一。

大学最重要的职责是培养人才，乡村最需要的也是人才，如果宁波大学把人才培养放到“大学小镇”的实践中，让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参与小镇乡村振兴中，设计出自己的未来，在乡镇中创新创业，不仅能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科学设计和技术支撑，提供富有朝气和活力的新鲜血液，也能助推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的教育改革，引导高校解决中国乡村的“大”问题，产生创新思维和模式的转变。这也是“小”与“大”的转换。

“大学小镇”乡村振兴模式的基本逻辑

地处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中国广袤乡村地区，乡村振兴的标准和目标当然不同。比如，目前浙江很多乡村的经济发展都走在了全国前列，但与真正一流的现代化乡镇相比，还有较远的距离。这时，浙江应该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马前卒，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大战略中继续担负起探索、开拓的责任。

我在浙江基层调研中看到，一些地方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和新要求，不知道该往哪走、该怎么努力，乡村振兴不知该如何推进。因此，大学理应主动积极地参与乡村振兴，把学问和办法用在解决基层发展的真问题上，如同当年浙江的乡镇企业，周末把上海工程师请来，用专家的头脑和智慧帮助自己发展我们宁波大学，本身就是为解决发展的实际问题应运而生的，在面对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时，更应该向改革开放之初的浙江企业家学习，学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股劲头。

这也是我们尝试用“宁波大学+东吴镇”这样一种“大学小镇”乡村振兴模式来解决问题，承担起大学推动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尽责任的基本逻辑和基本考虑。

大学能为小镇做什么

宁波的乡村、浙江的乡村，自然禀赋相差不多，没有谁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和智力就是核心发展要素。永康没有任何金属矿藏，却成了世界闻名的五金之都；义乌资源贫瘠，却成为世界的小商品之都。他们能有今天，是因为他们千方百计想尽了办法。

以知识和智力经济看，东吴镇的任何资源、任何要素都有市场化的可能。比如桂花树，浙江到处都有，但为什么那么多人围绕桂花做文章，却都没有做出品牌？关键问题在于同质化、普通化。产品无非就是桂花糕、桂花蜜、干桂花、桂花香水。如果让东吴镇自己去谋划，或许也逃不出别人做过的这些产品。如果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学院的师生把桂花当成一个课题研究，在桂花上进行天马行空的艺术创意，再过滤一下找出适合东吴镇开发利用的资源，形成东吴镇独特的桂花艺术和产品，不正是东吴求之不得的吗？所以，艺术家的创意、知识和智力产品，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日本新潟县南部的两个村庄越后、妻有，位于自然环抱的山间，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稳定的农业文明也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淳朴的美。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两个村庄与其他日本传统村落一样面临着人口流失、房屋空置、空心化、老龄化等诸多问题。为寻求发展，他们找到了一位从小在新潟长大的国际策展人北川富朗，经过长时间深入思考之后，他创设了“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邀请国际知名艺术家来到当地，把作品创作在农田和自然环境中。顺势利用逐渐荒芜的农田、被人渐渐遗弃的农舍，把这些颓败的因素变成了资源，通过艺术家的思考和创作，共同完成“自然拥抱人类”的主题，把城市的人吸引回自然中，重振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农村。大地艺术节始于2000年，每三年举办一届，办到现在，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户外艺术节。

过去几年，我们也在尝试，比如宁波大学潘艺学院在东吴镇天童老街启动了美术、仿古家具教学与实验基地，我们也要为宁波的乡村发展，绞尽脑汁。

“大学小镇”能给大学带来什么

对于老师而言，我们要把小镇发展的难题和困境，作为一个课题来对待，思考出办法，去实践中检验。还是以桂花为例，如果我们真能创意出桂花产业，不可替代，那么市场一定会给出回报，而我们作为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也同样变成了利益的共享者。在此过程中，智力的付出对知识分子并不是负担，而是乐趣；与乡亲们结下的友谊，更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若要完成这些，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对老师来说，眼下就需要跳出本专业的学习，不仅学习乡村振兴的方针政策，还要学习东吴镇的历史文化，学习世界范围内农村发展的思路和经验。对老师而言，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当我们面对一个个来自乡村发展的真实课题时，要动脑筋的不仅仅是老师，还包括同学。老师要带着学生们到真实的乡村世界去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认识和理解国家与基层社会的能力，今后这些学生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有了基层实践这一课垫底，做什么都会更加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浙江农村早已不是传统农村的概念。看看奉化滕头村人均年收入7.5万，一点不输上海；看看东吴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跟宁波城里没什么两样。在浙江已经城市化的乡村，要思考的是怎么能够在高水平上创业，创出独具一格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正给年轻人提供了无数的发展机会。宁波这座城市，务实是她的基因，开埠至今，始终如此。我们宁波大学的学生，也应该被这个优秀的特质浸染，务实地面对自己的青春，开拓自己的未来。

当小镇发展遇到困境有求于我们，而我们无法帮他们去解决的时候，其实也暴露出大学自身存在的问题。大学的学科设置能不能有效衔接现实发展？如果不能，如何做出调整？当然，我们也会意识到其实小镇所需要的东西，有一些我们提供不了，因为学校没有相关的专业设置，或者没人做过，甚至都没人想过。那我们就可以在实践中，根据需要调整、整合学校的专业。宁波大学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引下应运而生的大学，生于改革开放且在宁波这个具有务实创新商业精神的城市驻扎了36年，血液里自然流淌着改革开放、敢闯敢试、创新包容的基因。希望通过“大学小镇”这样的模式，在乡村振兴中贡献我们的智慧，让老师们受益，让相关学科受益，让学校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