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1776年建国到20世纪初，利用不到150年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确立了世界的工业霸主地位，特别是在1861年之后的五十多年间，美国工业实现了由大到强的转变，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在发展质量上遥遥领先。目前中国工业所处的阶段和发展环境与19世纪美国由大到强的转变期有很大的相似性，美国的经验能够给中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美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历史过程 

直到19世纪初，美国的经济规模仍然远远落后于欧洲主要国家。1820年，美国的GDP为125.48亿国际元（1990年价格），仅相当于法国的35.38%、德国的46.79%、意大利的55.68%和英国的34.63%。直到五十多年后的1872年，美国的GDP达到1 063.60亿国际元（1990年价格），才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1]。从人均GDP水平看，19世纪初美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相差较小，但迟至1910年，美国的人均GDP水平才超过英国。从制造业来看，美国制造业产出在1800年仅相当于世界总产出的0.8%，1830年提高到2.4%，1860年提高到7.2%，居世界第三位，直到19世纪末才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位[2]。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巨大的转变，商品部门（包括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结构从农业占主导地位转变为制造业占主导地位。1859年，在美国的商品产出中，农业占56%，制造业仅占33%，矿业和制造业合计为12%；而到了1899年，农业比重下降到33%，制造业比重提高到53%，矿业和制造业合计为14%[3]。从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上来说，美国到1860年左右已经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工业（制造业）大国。 

 普遍认为，1861—1910年是美国工业革命完成和世界工业霸权确立的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工业的增长质量和竞争实力快速提高。1870年，英国的生产率水平仍比美国高4%；但到1913年，英国在经济生产率和增长方面都已落后于美国，生产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78%，法国、德国则仅相当于美国的48%和50%[4]。如果将英国1900年的总工业潜力确定为100，那么在1913年，英国的总工业潜力为127，美国为298，德国为138，法国、俄国、意大利分别为82、72和37[5]。到1913年，美国不仅在除纺织品以外的煤、生铁、钢铁和硫酸等传统工业品产量方面居世界第一，而且在代表最新技术水平和发展方向的领域，如汽车产量、发电量也居世界第一位，并远远超过欧洲的主要工业国。 

 1925年，英国和法国的汽车产量（私用车与商用车之和）分别为16.7万辆和17.7万辆，而美国1913年的汽车产量就达到48.5万辆。到1925年，美国的汽车产量达到426.6万辆（私用车和商用车分别为373.5万辆和53.1万辆），相当于同一时期英国的25.5倍、法国的24.1倍。美国出口产品结构从原材料为主转变为以制成品、加工食品和半成品为主。1851—1860年，美国出口结构中，原材料占61.7%，天然食品占6.6%，加工食品、半成品和制成品分别占15.4%、4.0%和12.3%；1901—1910年，原材料在美国出口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到31.0%，天然食品为10.6%，加工食品、半成品和制成品的比重分别提高到20.1%、12.8%和25.6%[6]。可以说，进入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业实力最强的国家。  

美国成为工业强国的背景和环境  

美国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是在特定的资源、技术和经济环境中进行的。这些因素为美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历史机遇，同时，美国当时的产业政策也为其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对基础医疗、公路、电站和港口等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成功所需要的大推动。基础设施巨大的投资规模是私人部门难以承担的，巨大的外部性使得投资严重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而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铁路是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美国的支柱部门，铁路里程和运输能力的快速增长不但为美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且铁路本身就是技术变迁非常迅速的部门，桥梁的成功架设、钢轨取代铁轨、动力更强的火车头和效率更高的货运车厢，以及自动耦合器和气动刹车等新产品、新技术在铁路部门获得广泛采用。1870—1910年，铁路部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而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在1.5%左右[7]。铁路的发展通过后向联系又带动了钢铁、机械和煤炭产业的发展[7]。由于铁路的投资规模巨大，且私人投资的利润不足以补偿所此类项目包含的巨大风险，美国在建造最初的5条铁路时，每一条的投资都超过2 000万美元、上万名雇员，而那时美国最大的制造厂仅具有50万美元的投资、1 000名雇员，政府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克莱在1824年提出通过政府支持建造以公路、运河、铁路、邮局和公共教育等形式存在的基础设施，进而降低整个经济总体成本的“内部改善”构想，南北战争后在“格兰其”立法行动的推动下被美国政府所接受，“公用事业”的概念延伸到银行、金融市场、能源、水电和通讯等多个领域[12]。1861年《加利福尼亚法案》、1862年《太平洋铁路法案》授权铁路的建设，政府赠予土地用于铁轨铺设，对铁路公司给予借款支持。此外，还有200英尺宽的通道使用权、站点位置、建设在公共领域上的终点站设施，以及来自政府土地上免费的木料和石材等形式的资助，州和自治市也通过购买或对铁路债券进行担保、给予免税政策和提供铁路重点站设施等方式为能够带来持久繁荣的铁路线展开竞争[16]。从1865年到1890年，政府赠与的土地价值在15亿—30亿美元，占同期铁路全部投资的10%—15%[35]。 

2.大力发展教育 

美国政府从很早开始就认识到人口素质的重要作用。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为了保证移民的文化素质，美国政府在19世纪90年代开展对移民的文化水准检验运动，并在1917年正式通过移民法令，规定凡年逾16岁的外国人必须具备阅读英语或其他某种语言、方言的能力才准许进入美国国境。美国政府还高度重视基础教育。1850年，北部及西部诸州已经实行免费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19世纪晚期，美国开始建立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全民免费教育体系[19]。186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小学在校学生数量由570万人增加到1 800万人；1870—1916年，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数从9 300人增至49 800人，许多技术学校和工艺学校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25]。1830年，美国进入学校教育的人口比重为15%，还低于英国的17%，到1850年就已提高到18%，并超过英国。1830—1928年，美国进入学校教育的人口比重提高9个百分点，而同期英格兰与威尔士仅提高5个百分点，法国提高4个百分点，德国则保持不变。美国同样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已经建立516所大学和学院。1862年，《莫里尔法案》 (Morrill Act) 颁布，联邦政府向各州划拨土地用于资助开发农工学院，为工农业发展培养所需的专门人才。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农工学院的在校生由1882年的2 432人增加到1916年的13.5万人。弗里曼和卢桑[17]认为，工程师受到的教育及其职业水准是推动采矿、矿产品加工、石油和化学制品等工业部门的成本大幅度削减、生产率收益提高，以及大型工厂的设计和产量成倍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相反，未能提供具备新兴工业发展所需管理和技术的人才的教育体系是英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总之，教育的发展带来的人口素质提高，技术人才供给增加为美国工业的由大到强奠定了坚固的人力资源基础。 

3.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美国工业崛起的重要原因在于充分调动了私人部门（包括企业家、经理和发明家等）的积极性，企业追逐利润的动机会推动他们进行包括技术、生产方式和企业组织等在内的各种类型创新，而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是私人部门发挥活力的基础。为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美国主要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 

第一，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鼓励创新。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7]认为，美国“政府通过一些法律以及采取一些行动保证私人产权的合理存在性与安全性”，其中，从内战前一直加强《专利法》的实施保证了企业从新工艺和新产品的产权中发现盈利的机会，进而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创造发明中去。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专利制度，美国的专利制度一方面“通过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保障发明家对他们各自的发明拥有排他性权利，来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旨在推动技术的普及，要求专利所有者必须向专利局提供有关他们发明的详细说明书[7]，并规定了专利的有效期限。 

第二，降低设立公司的门槛。早早期在美国创办公司需要向国会或州立法机构申请授予特许经营权，每个公司的成立都要颁发一项新法案，不仅在程序上繁琐，而且妨碍了自由竞争。1811年，纽约州批准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并进行简单登记就可以成立公司；1837年，康涅狄格州也制定了成立公司的一般性法律；纽约州在1846年的宪法中撤消了对公司经营业务种类、地点和注册资本的限制[6]。继马萨诸塞州在1830年率先确立后，“有限责任”于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其他州相继采纳。《普通公司法》和有限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创业热情，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在美国各个经济领域广泛出现[27]。美国独立时，全国仅有24家公司，1790年增加到40家，1800年又增加了近300个；1850年，美国已有几千家公司，半数都是在1850—1860年间创办的[29]。 

第三，抑制垄断。随着大企业的兴起并通过制定垄断价格、卡特尔协议控制产量等方式谋取利益，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1887年通过的《州际商业法》、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都是为了减少经济中的垄断程度，促进市场竞争。例如，《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禁止限制贸易的合谋、契约与联合，禁止垄断或导致垄断的行为，违犯者会受到起诉和惩罚。 

4.保护国内市场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独立之初无法抵御英国商品的竞争，美国在1789年开始实行以关税为主的贸易政策，当时的工业品进口关税只有5%；1815年，美国的进口关税提高到30%，由于部分工业企业反对，1816年，又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结果美国工业再次面临衰退。整体上来说，1816—1832年间美国关税税率处于较高水平。由于南方种植园主担心烟草和棉花出口遭受征收报复性关税，南卡罗来纳州威胁退出联邦，因而1833年，美国不得不决定削减进口关税，并于1842年完成关税削减（下降到35.06%）；1840—1860年，受欧洲贸易自由化影响，美国关税进一步下降到20%—30%，结果贸易逆差从1835年的8 000万美元扩大到1860年的3.8亿美元，1861年进口关税重新提高到47%[36]。1830年，应付关税的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为61.69%，1861年下降到18.84%。1861年，《莫里尔关税法》又把关税提高到19世纪30年代的水平，1868年的平均税率达到48.7%。1882年，亚瑟总统任命的委员会建议削减关税，但1890年的麦金利关税却规定了更高的关税；1894年的《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将税率降低到40%左右，但1897年的《丁利关税法案》又恢复了高关税[6]。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汉密尔顿，他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指出，如果美国政府不对新兴的制造业提供支持的话，美国将无法很快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产业，并提出包括关税保护、出口限制、对于目标产业的直接政府补贴、对于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和提供公共设施等十一个基本政策原则[37]。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认为，对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幼稚工业，政府应采取高关税政策来保护它的成长，直到该产业的生产力足以参与国际竞争。田素华[36]认为，贸易保护政策使得美国得以用较小的对外贸易成本促进本国产品出口。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7]认为，“对制造业具有最直接帮助的应该是国会通过的关税法”，关税为关键产业提供了发展技术能力的机会，如果没有关税，一部分产业将丧失竞争力。但也有学者从比较优势的理论出发，认为关税对整个制造业的发展只起到次要作用，会限制对整体经济成长的贡献，且保护时间已超过产业发展的幼稚阶段和成长阶段。但总体上看，在美国关税税率较高的时期，不但从19世纪70年代起扭转了贸易逆差局面，而且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外贸易顺差快速增加，1895—1914年的累计顺差达到100亿美元[8]。 

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与启示 

美国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期完成了工业化并实现了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确立了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美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既依赖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国内市场，也是抓住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提供的“机会窗口”。美国崛起的经验说明，工业强国不仅仅是技术创新和技术水平的提升，生产组织方式、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同时，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创新，都需要能够发挥私人部门的创造力，并需要和本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本国资源禀赋特征的技术、生产方式和企业组织模式。美国政府在技术设施、教育、市场经济秩序、国内市场保护和扩大对外贸易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后发国家崛起的工业强国，其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工业强国的地位保持了一百多年，而且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所具有的禀赋特征、所处的发展环境乃至工业的优势与目前的中国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 (1)美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同时是一个资本丰富而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因而倾向于追求资本密集而节约劳动的技术；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充分发挥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进而获得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后，人口红利期已经终结，人力成本正在快速增长，已经进入亟待用资本替代劳动的阶段。 (2)美国并不是最前沿技术的原创者，它通过大量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并进行本土化适应性改造，获得大规模生产的能力；而中国目前同样在大多数先进技术、重大装备和关键零部件领域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但中国制造商拥有无与伦比的工程化和制造能力，通过整合全世界的制造资源(技术、装备、核心零部件、资本、人才乃至商业模式），能够将国外复杂的原型设计快速地、低成本地大规模生产出来，即拥有“创新型制造”能力[38]。 (3)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的[25]；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自动化任务尚未完成，目前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如果按照德国工业4.0的划分，中国要在补上工业2.0、3.0课的同时发展工业4.0，中国正面对着新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因此，美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过程中的许多经验都值得中国借鉴。 

2.政策建议 

充分发挥微观主体的作用对于美国制造业的崛起非常重要，但政府并不是无所作为。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人力资本和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还采取过贸易保护等扭曲市场机制的政策。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精神，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中国工业由大到强的转变过程中，政府也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  

第一，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之前的工业革命或技术革命的基础设施主要是公路、铁路、港口和桥梁，正在酝酿和发展中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则是信息网络。无论是技术层面的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还是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都需要以高效、稳定、低成本的信息基础设施为支撑。因此，应加快新一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规划，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三网融合及新一代信息网络标准的制定和相关立法，更大范围地公开政府信息，促进新一代信息网络制造、服务企业的发展，实施“智慧工厂”“智慧园区”“智慧城市”“智慧国家”的建设，加大对新一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投入、促进普遍覆盖。 

第二，建立创新的良好环境。2016年，中国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1%，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与美、日、德等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但在生物医药、IT等产业的差距依然非常巨大，且政府对科技路线的选择干预较多。未来仍应进一步加大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和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政府支持的方向应由挑选优胜者的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普适性的产业政策，同时转变科技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机制，推动企业真正成为市场创新的主体。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那么随着中国技术水平与国际技术前沿的不断接近，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不但会阻碍引进更高水平的外国投资，而且严重影响本土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已势在必行。 

第三，提高劳动力素质。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仍然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简单的加工装配工作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劳动力的主体是低学历、低技能的农村打工者。然而工业强国的产业主体将转向更高技术水平和创新驱动的产业和价值链环节，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业强国目标的实现根本上还是要依赖人的素质和创造力的提高，因而必须调整和完善人力资源政策，培养工业强国所需的不同层次的人才。一方面要推动地方院校转变为职业学院，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培养更多的高级技工人才；另一方面要加大在另一方面要加大在职教育投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调动各方的积极性，由“企业出清单，学校出项目，学生选课程，政府来买单”。 

第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主要经验，引进外资为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国际市场不但解决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能源、资源瓶颈，而且充分发挥了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扩大了中国制成品的市场规模。未来中国仍应继续扩大开放，充分融入全球生产和创新网络，包括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为中国制成品出口开辟更广阔的市场；积极实施“走出去”和“一路一带”战略，扩大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推动利用外资的重点从引进资金向引进技术和人才转变；鼓励企业采取委托开发、知识产权授权和众包等多种方式，以充分利用国外的智力资源，为企业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收购高技术企业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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